十一画(4/5)
的笼统,只限于一切西式的、现代的、至少是遥远地方来的食物。知青们从街上买回的明明是饼干,被他们叫做“糖”,总让人觉得有些不顺耳,不习惯。
也许,马桥人以前的吃仅仅要在果腹,还来不及对食味给予充分的体会和分析。很多年以后,我接触到一些讲英语的外国人,发现他们的味觉词汇同样贫乏,比如对一切有刺激性的味道,胡椒味也好,辣椒味也好,芥茉味也好,大蒜味也好,一律满头大汗,“hot(热味)”一下完事。我窃窃地想,他们是否也如马桥人,曾经有过饥不择食饥不辨味的历史?我不会笑话他们,因为我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我曾经在天黑的时候摸回村,顾不上洗手洗脸(满身全是泥巴),顾不上拍打蚊子(它们正在密密地扑向我),只是一口气吞下了五钵饭(每一钵据说是半斤米),吞完了还不知道刚才吃了些什么,是什么味道。在这个时候,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唯一感觉是腹中肠胃在剧烈蠕动,一切上等人关于味觉的词,那些精细的、丰繁的、准确的废话,对于我有什么意义?
一个“甜”字,暴露了马桥人饮食方面的盲感,标定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知识边界。只要细心体察一下,每个人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盲感区位。人们的意识覆盖面并非彼此吻合。人们微弱的意识之灯,也远远没有照亮世界的一切。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辨别西欧人、北欧人以及东欧人的人种和脸型,辨别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挪威人、波兰人等民族的文化差异,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关于欧洲各个民族的命名,只是一些来自教科书的空洞符号,很多中国人还不能将其与相应的脸型、服装、语言、风俗特征随时联系起来。这在欧洲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就像中国人觉得欧洲人分不清上海人、广东人以及东北人一样不可思议。因此,中国人更爱用“西方人”甚至“老外”的笼统概念,就像马桥人爱用“甜”字。在一个拒绝认同德国的英国人或者拒绝认同美国的法国人看来,这种笼统当然十分可笑。
同样,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相当多数的经济学者来说,美国的资本主义,西欧的资本主义,瑞典等几个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日本的资本主义,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本世纪战前的资本主义,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以及本世纪九十年代的资本主义,还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在很多中国人那里,一个“资本主义”的概念就足够用了,就足够支撑自己的爱意或者敌意了。
我在美国时读到过一本**的政治刊物。我很奇怪,刊物编辑的政治味觉,同样停留在马桥人“甜”的水平。比方说,他们时而谴责某共产党是假马克思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时而又谴责马克思主义(那么假和背叛岂不是很好?);一方面揭露**分子也有婚外恋和私生子,一方面又嘲笑**分子的自我禁yu太压抑人性(那么婚外恋和私生子岂不是很符合人性?)。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逻辑的矛盾和混乱,只觉得凡是**的就值得喝彩,就很好,就是甜。也就是在这本刊物上,我读到一条消息:一个刚从海南岛跑到香港的女子,姓陈,宣称自己是**义士,被西方一个国家的政府热情地当做政治难民给予收留和保护。几个月后,我遇到了这个国家一个大使馆官员,很为他们的政府感到委屈和气愤。在餐桌上,我告诉他,我认识这个陈小姐。她在海南岛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只是组织过一个“热岛文学大赛”,骗取了全国文学青年近二十万元的参赛费,然后把一大堆参赛稿件丢在宾馆里,一拍屁股卷款逃港。她没有能够说服我当她的大赛顾问,但这不要紧,在她的登在报纸上的征稿广告上,十几个她能够想到的世界当红的作家,马尔克斯、昆德拉、略萨等等,居然都成了她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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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马桥人以前的吃仅仅要在果腹,还来不及对食味给予充分的体会和分析。很多年以后,我接触到一些讲英语的外国人,发现他们的味觉词汇同样贫乏,比如对一切有刺激性的味道,胡椒味也好,辣椒味也好,芥茉味也好,大蒜味也好,一律满头大汗,“hot(热味)”一下完事。我窃窃地想,他们是否也如马桥人,曾经有过饥不择食饥不辨味的历史?我不会笑话他们,因为我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我曾经在天黑的时候摸回村,顾不上洗手洗脸(满身全是泥巴),顾不上拍打蚊子(它们正在密密地扑向我),只是一口气吞下了五钵饭(每一钵据说是半斤米),吞完了还不知道刚才吃了些什么,是什么味道。在这个时候,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唯一感觉是腹中肠胃在剧烈蠕动,一切上等人关于味觉的词,那些精细的、丰繁的、准确的废话,对于我有什么意义?
一个“甜”字,暴露了马桥人饮食方面的盲感,标定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知识边界。只要细心体察一下,每个人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盲感区位。人们的意识覆盖面并非彼此吻合。人们微弱的意识之灯,也远远没有照亮世界的一切。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辨别西欧人、北欧人以及东欧人的人种和脸型,辨别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挪威人、波兰人等民族的文化差异,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关于欧洲各个民族的命名,只是一些来自教科书的空洞符号,很多中国人还不能将其与相应的脸型、服装、语言、风俗特征随时联系起来。这在欧洲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就像中国人觉得欧洲人分不清上海人、广东人以及东北人一样不可思议。因此,中国人更爱用“西方人”甚至“老外”的笼统概念,就像马桥人爱用“甜”字。在一个拒绝认同德国的英国人或者拒绝认同美国的法国人看来,这种笼统当然十分可笑。
同样,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相当多数的经济学者来说,美国的资本主义,西欧的资本主义,瑞典等几个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日本的资本主义,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本世纪战前的资本主义,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以及本世纪九十年代的资本主义,还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在很多中国人那里,一个“资本主义”的概念就足够用了,就足够支撑自己的爱意或者敌意了。
我在美国时读到过一本**的政治刊物。我很奇怪,刊物编辑的政治味觉,同样停留在马桥人“甜”的水平。比方说,他们时而谴责某共产党是假马克思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时而又谴责马克思主义(那么假和背叛岂不是很好?);一方面揭露**分子也有婚外恋和私生子,一方面又嘲笑**分子的自我禁yu太压抑人性(那么婚外恋和私生子岂不是很符合人性?)。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逻辑的矛盾和混乱,只觉得凡是**的就值得喝彩,就很好,就是甜。也就是在这本刊物上,我读到一条消息:一个刚从海南岛跑到香港的女子,姓陈,宣称自己是**义士,被西方一个国家的政府热情地当做政治难民给予收留和保护。几个月后,我遇到了这个国家一个大使馆官员,很为他们的政府感到委屈和气愤。在餐桌上,我告诉他,我认识这个陈小姐。她在海南岛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只是组织过一个“热岛文学大赛”,骗取了全国文学青年近二十万元的参赛费,然后把一大堆参赛稿件丢在宾馆里,一拍屁股卷款逃港。她没有能够说服我当她的大赛顾问,但这不要紧,在她的登在报纸上的征稿广告上,十几个她能够想到的世界当红的作家,马尔克斯、昆德拉、略萨等等,居然都成了她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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