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

  它甚至熟悉了我们的呼吸和脚步声。我们有时候晚上外出，到邻近的村寨串人家，到公社里打电话，回村时已是深夜。我们爬上天子岭，马桥在我们的脚下，沉没在缓缓流动的淡蓝色月光里，离我们至少还有五六里路。在这个时候，无须说话，更无须打口哨，远远的马桥就有了动静，一线急促的碎蹄声从月光深处潜游而出，沿着曲折小道越来越近，越来越快，最后化做一个无声的黑影，扑向我们的袖口或衣襟以示欢迎，呼哧呼哧喘着气的大嘴，差一点要舔到你的脸上来。

  每次都是这样。它对五六里开外任何声响的捕捉和识别，它不惜辛劳的狂奔式接应，总是成为我们夜归者的温暖，成为提前拥抱上来的家。

  我不知道我们离开马桥以后，它是如何活下来的。我只记得，在罗伯遭疯狗咬了以后，公社发动了一次广泛的打狗运动。本义说黄皮最没良心，最应该打，操着步枪亲自动手，连发三枪却没打到要害。黄皮钩着一条流血的后腿，哀嚎着蹿上岭去了。

  夜里，我们听到了房子附近的坡上有狗吠，是它熟悉的叫声，叫了整整几个晚上。也许它十分奇怪：它可以听到我们远在天边的脚步，而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它如此近切的呼救？为什么本义朝它举枪的时候，我们没有上前制止？

  我们当时忙着要招工离开马桥，顾不上它了。甚至没有注意它的叫声是什么时候停止的。

  我多少年后重访马桥时总算认出了它，认出了它只有三条腿的一跛一跛。它看了我一眼，没有任何表情，重新靠着墙脚闭上双眼睡觉。它又老又瘦了，胸脯排骨突出，尾巴上的毛差不多掉光，目光也十分黯淡。它大多时候只能卧着，也听不懂长沙话。当我伸手摸一摸它的头，它抽搐了一下猛醒过来，毫不客气地反过头来大咬一口，当然并没有真咬，只是用牙齿把我的手重重地夹了一下，表示威胁和厌恶。

  “黄皮，你不认识我了？”

  它呆呆地看着我。

  “我是你的主人，不记得了？”

  这条没什么说头的老狗，再次看我一眼，夹着尾巴掉头而去。

  黄茅瘴

  我在马桥的时候，兆青多次告诉我不要大清早爬山上岭，一定要等到太阳出来以后。他还指给我看，山间的一种蓝色氤氲，如丝如带，若现若隐，悬挂于枝叶，出没于林间，有时还形成一圈一圈的雾环——那就叫瘴气。

  瘴气分为好几种：春有春草瘴，夏有黄梅瘴，秋有黄茅瘴，都是十分有毒的东西。人一不小心碰上了，皮肤必定溃烂，伴有面色青黄，上呕下泻，十指发黑，说不定还会送命。

  他还说，即使大白天也不可大意。上岭的前一天夜里，人不能吃烟喝酒，不能胡言乱语，不能行房事，还得烧香敬山神。第二天出门时最好还要喝两口包谷酒，暖身子，壮阳气。在房子的东北屋角劈一竹筒也是必要的——可以驱邪魔。

  这都是兆青说的。

  是他说的。我记得。

  甜

  马桥人对味道的表达很简单，凡是好吃的味道可一言以蔽之：“甜”。吃糖是“甜”，吃鱼吃肉也是“甜”，吃米饭吃辣椒吃苦瓜统统还是“甜”。

  这样，外人很难了解，是他们味觉的粗糙，造成了味觉词汇的缺乏，还是味觉词汇的缺乏，反过来使他们的舌头丧失了区分辨别能力？在饮食文化颇为发达的中国，在味觉词汇特别丰富的中国，这种情况殊为少见。

  与此相联系的是，他们对一切点心的称呼，差不多只有一个“糖”字。糖果是“糖”，饼干也是“糖”，蛋糕酥饼面包奶油一类统统还是“糖”。他们在长乐街第一次见到冰棒的时候，还是叫“糖”。例外的情况当然也有，本地土产还是各有其名的，比如“糍粑”和“米糕”。“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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