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的全新教学思路的好处来，也就认可了他的副教授级别的待遇了。他依然按部就班的授课，并不问待遇的事，但月底一看，薪资真的给他增加了。这时，他就跟王凤婕说，你看看，我也跟你一样的待遇了。

  到了这个学期结束时，罗天星代的那个班的学生的理解能力，思辨能力，还有论文写作能力，都空前的有了新的收获。其中，有三名学生的四篇论文被校刊《哲学通讯》刊发了。后来他才知道，这是研一学生从未有过的优秀成绩。到了第二年，校方就让他继续随班代课，他就又代起了研二的课程。这本来也是没啥好说的，但是到了元旦期间，他授课的班级里突然就冒出来七、八个优秀生，接二连三地在各类报刊发表了十五、六篇影响较大的学术论文，其中还有三名学生的论文字数超过了三万字。这是其一。其二是，在这十几篇论文中，还有好几篇被国内大学的各种校刊和全国性的哲学社会科学报刊转载或压缩转载的。这就非同寻常了。

  这背后付出的辛苦与智慧，却只有他和他的学生心知肚明。当然，研究生院方也看到了他的教学成果了，自是欣慰与欣赏并生了。在假期的评定职称的活动中，罗副教授就变成了罗教授了。

  王凤婕跟她有所不同，她的学问是实践性与探索性的，接触最多的大多数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代课的院系倒没啥好或差反映。当然，跟罗天星也有类似的表现，她所代的研究生班级也有论文发表，也在国内掀起了新的探索热潮。

  这期间，她的那本备受欧洲同行赞赏的新书总算在国内正式出版了，研究生院的领导联合社科院的专家也给他召开了一次研讨会，燕京市的书店也举办了多次签名售书活动。这年十月，她的新书还被评为了年度经济类一等奖，获得了突出贡献国家奖项，也得到了一万元的物质奖励。她也因此名正言顺地当上了正教授。

  这时，他俩就想，基本目标基本完成，考虑要不要再重返欧洲的事了。而两位老人去在国内待得又上瘾了，很不想再去欧洲了。当然，这其中也有亲朋好友地走串被黏糊的原因。但也没说一定就不去。毕竟，大女儿还在巴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