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智信这些良知，人人皆可以为圣人。人后来之所以为恶，是先天的善被蒙蔽的缘故，纠正的关键在于教化正人心，使人恢复本善的天性。”

  张庶代表性恶论，他说：“人性本恶。人生来就有自利之心，自婴儿起就得之则喜，不得则哭。饿了想吃，冷了想穿，累了想休息，看到利益趋之若鹜，看到坏处都躲之唯恐不及。做轿子的希望人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早死。所以自古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到处有作恶之人，发展到极致就是人性堕落，社会混乱。所以仅有教化是不够的，更根本的是需要立法，设立有力的官府和君主，赏善罚恶，使人人守法，在社会秩序改善，国家秩序良好。”

  二人的论辩也颇为精彩，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人性本源及使人性变善社会秩序良好的制度设计思路，众学生都大呼过瘾。

  李云回到了自己的宿舍，结合自己的思考，写下了《人性论》和《诸子和同论》。

  他力求把道的思想引入人性论，他认为，人在最初时处于混沌的一的状态，人性非善非恶，本无善恶之分。社会秩序的要求产生了善恶的划分，善恶是后天的人为设定，是根据人们的利益需要而确定的，不同的时代善恶内容也是有变化的，君主官吏的善恶和底层百姓的善恶也不完全一致。而人的性情和行为也受后天各种环境的影响，性格和环境的共同作用，才有各种变化。要达到理想中的善，首先要使善是大多数人都接受的善，而不是大多数人都反对的善。从实现的途径上来说，教化和法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教化在前，使善内化为人的行，预防第一；法治在后，用法律强制人的行为，管制在后；那么人心就会平和，社会秩序就会有序。

  对于列国时代诸子和此后的各家各派，他也认识到，道家、阴阳家、墨家、法家、儒家、名家等各派思想，虽然主张不尽相同，但其根本目的都是着眼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正所谓殊途同归，从不同方面为社会的运行构建了整体的思想体系。道家建构了天道的观念，使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成为整体，天地人合一；也认识到万事万物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变动不居并且有一定的规律。儒家的学说既反映了社会的结构，也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法家建构了一套新的统治体系，实行君主集权，强调法治，为社会管理体系奠定基础。墨家也代表了广大下层人民的思想，重视生产和节俭，在生产财富不足的年代有助于社会的延续。阴阳家通过观察日月运行所定的四时节气，为纪年和生产都提供了便利。为政者要重视思想的统一性，但也要注意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思想。

  第三场的论题则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幸好现在君权衰弱，也无人管制。许仲和孙操则成为了双方论辩代表。许仲持论君为重，孙操持论民为重。

  许仲说：“国家乃是人群居而成，国家的最高者是君，自古有三皇五帝，君的存在是组织民众的必然结果。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个圣人就是君。只有君主统领，制定法令，建立官府，贤臣尊君，统一制度，建立良好的秩序，上下一心，国家才能强盛。万民所赖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资乎万姓，一人为天下首。所以尊君第一，君为重。”

  孙操说：“君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而设立的，如果君能施行仁政，爱民安民，则是君是君。如果君主自私自利，骄奢无度，民不聊生，最终民怨沸腾揭竿而起，则君不是君，可能身死国灭。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所以君是第二位的，民为国本，民为重，君为轻。天下之之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孙操的观点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特别是他后面的观点发人深省。他甚至反对君为天下主的思想，认为天下是君民共治，就像众人抬木一样，有前面领头的，有后面的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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