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回银行大帐。我在深圳特区总公司工作时几乎同时担任着三个职务：企管部长、审计部长、工业发展部长，按规定没有费用审批权，但我所管辖的企业，大部分都很放心的请我在必要时代行审批费用，最后也得到总公司默许。他们也希望我自己多报一些费用，但我从不沾这个便宜。到了银行（含湖贝金融服务社）工作后，由于单位对我的倚重，领导经常会主动要求我报销各种费用，我仍然十分慎重地做到应该报销的才报。我在深圳金融系统工作六年，累积没有报销的发票达37万元。也许有人会说：“这多傻，应该后悔才对。”然而，每当我看到一些不怀好意的查帐者查完我经手的帐目后的失望眼神；每当我看到市政府委托市审计局审计和后来市民银行经反复稽核，多次确认我所经办的内外帐、大小帐目吻合而通过甄别时；每当我想起我的几任领导只要看到我签署了意见的费用单甚至贷款审批表，就再也不愿多看一眼便签字同意我的意见的情景时；每当我想起市民银行党委有勇气、有胆识，敢于在非常时期的1996——1997年度（即接收金融服务社的次年），把长期处于敏感岗位工作的我表彰为市民银行系统10位“优秀党员”之一时（这在市民银行是罕见的），我觉得：这些就是我诚实做人的回报。

  说实话，我也曾经有过像摇曳着的一叶扁舟飘浮在惊涛拍岸的大海边的经历；也曾经历险般地被人用放着录音机的轿车主动接送上下班达十来天，后来还亲耳聆听了他们的无聊录音；我也曾亲眼看到：当年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努力开拓的存款客户的负责人以及一些熟悉的金融同行，在高墙内聊度残生；也曾经两次参加银行组织的“参观深圳市看守所”活动，听到监号内有规律地传出一声声“首长好”的吼声。对于这些，我都显得自信和坦然。这恰恰印证了我在18岁当小学教师教学生写诗时自写的打油诗：

  吃了咸鱼嘴会腥，偷了东西心会惊；

  人正不怕影子歪，唱歌都敢哼大声。

  “谨慎交友、警钟长鸣”——这是1994年4月我写在通讯录上，对我曾经给予其事业第一桶金支持的名叫余森的人有感而发的警句。此人以余森地产公司的名义建起了商业广场，但因为他的虚伪和奸诈，为达到自己更大的利益而甘当被人利用的工具。正因为他的无良，帮助他起家的人险些因此栽了跟头。

  现在看来，由于我一直保持着这份特有的冷静，才能在纷繁复杂的金钱世界的大染缸里全身而退。

  据说，有一个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两种体制重叠更替期间起家的企业家乘船到了珠江口，当看到江水与海水交汇处时，他的眼睛一会儿发着蓝光，一会儿又混沌无神，只听他嘴上喃喃地说：“最多鱼食的地方，最多鱼儿的地方，鱼儿最自由的地方……，这就下到海了！”是啊，鱼食、鱼饵，淡水、咸水，鱼儿与渔民，船与大海，风险与机会相辅相成、相对相生。与之相对应的还有：蝉与螳螂、黄雀与猎人之间的循环之顾。

  脚踏实地、丢掉幻想——儿孙应该切记。

  最近，我再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一文颇有感慨。朱先生在文中谈到他20岁时家里遇到很大的变故，他的父亲为了供他读书不但变卖、典当了家产，还担心他去北京读书可能迷路而与他一同出门。他回忆当时看到父亲忙上忙下的背影，而深情地撰文思念他的父亲。

  无独有偶，我21岁到广州读书，也是我的父亲花了他一个月的工资亲自把我送到广东金融专科学校的。

  在临出广州的前一晚，我与父亲及与我一起到广州读书而找上门来的黄永寿在县城烈士亭（当时县电影院拆建）看电影。当晚，没有出过远门的我心里非常着急，一直在盘算怎么到广州，一个晚上都很难入睡。第二天早上四点钟，我们就起床，父亲把炖好的石柱参让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