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口都是矿工和其家属，而且矿工们的收入也比普通职工要多出不少，这座阜城煤矿医院的也在周边城市中的名声很大，一些外地人有时都会来阜城看病。

  刘琅知道，一九八零年的阜城人们的生活还是比很多其他城市好些的，尤其是下井的矿工们，每个月的工资都能超过五十元，这个年代五十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刘琅的父亲是一家轴承厂的工人，每个月三十六块五毛六分钱，算是长里工资高的人了，刘琅的爷爷是一家大型化工厂的副厂长，每个月也不过是三十三块多钱，而矿工们的工资普遍都超过了五十元，有的一线工人甚至能达到六七十块，在阜城内妥妥的高薪人士。

  在这个年代，阜城中的女子都以嫁给矿工为荣，因为嫁给矿工就意味着过上了好日子，能吃上肉喝上酒了。

  但在刘琅的前世，尤其是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煤炭资源枯竭，加上国企改革，短短时间内阜城里的煤矿就大量破产，破产后的煤矿马上就归了个人，几乎是一夜之间十几万矿工下岗，十几万矿工代表着十几万个家庭，差不多半个阜城的人口，从此阜城经济一落千丈，矿工更是社会最底层人士的象征。

  当然，这是十几年之后的事情，起码现在，阜城的煤矿还是风风火火，连带着这个医院也成为了周边城市最名气地方。

  刘琅的父母抱着刘琅走进医院，到了挂号的地方。

  “医生，我要挂号！”

  “挂什么科？”

  对方问道。

  “挂什么？我孩子脑袋有点大，您说挂什么科？”

  母亲答道。

  “脑袋有点大？让我看看！”

  挂号的护士听了顿时好奇起来，三个护士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嘿嘿，这孩子脑袋还真大！”

  几个护士像看猴子一样看着刘琅。

  “喂，你们干什么？我是来看病的！”

  刘琅的父亲脸一沉有些怒气地说道。

  “哦，好，你儿子这病不好看，我给你挂个儿科吧。”

  几个护士看到刘琅的父亲有些生气，赶忙就挂了个儿科号。

  “五分钱。”

  刘琅的母亲交了挂号钱后就带着刘琅进了不远处的一个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