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杰有点为难的说：“讲是讲木炭场，其实散的很，就是山场多的村里几个人合伙在山上烧炭，有的村还不止一伙人，多的村好像有三伙人，也不是集中销售，他们每一伙人都有自己的老顾主，另外就是像李晚秋他们这样做生意的人在外面联系上了需要木炭的，就从这些烧炭的人那里拿货，有时一车炭要从好几个地方拿，每伙人都是卖一批炭分一次钱，没有什么账，我估计很难查到当时是在谁家拿的炭了，所以从他们那里也很难打听到他们具体买给了哪个人或单位。”

  杨前锋知道这事有点工作量，但周杰把他的话理解错了，于是说：“我不需要他们案发前那一天在谁家拿的货，真要查，在运输公司驾驶员那里可能就能调查的到，我意思到木炭场主要是查他们卖炭的主要方向和范围，最好能找到具体的人或单位，这样就有利于我们有重点的查尸源，如果这个案子是他们做的，我分析这个受害人就是他们经常做生意那个地方的。”

  周杰不好意思的说：“我还以为你要查那天他们从哪家拿的炭，又买给了哪个人或单位呢！”他抓了抓头说：“这个应该能打听到。”

  通过这次交谈，杨前锋发现周杰在技术方面确实很不错，就是市局那些技术人员也不比他高到哪儿去，搞具体的侦查工作虽然热情很高，也积极主动，责任心也很强，但思维还是打不开，不能举一反三的往深处去考虑问题，所以很容易导致一些案件的重要线索在他看来并不重要，或表面上查否了就认为查否了，不能扩展思维再往前走一步，其实再往前走一步案子也许就大功告破了。周杰毕竟是个老刑警了，杨前锋对他存在的这个问题也不好重讲，于是策略的说：“周大，查案子你也是老手了，但不能只看表面现象，不瞒你说，我对李晚秋和李力胜就有怀疑，最少我们没有把他们的事完全查清楚，一、他们自己讲案发前做木炭生意去了，还拿出了车票做证据，我们就信了，没有再往前走一步，去查一查他们是不是真的做了这趟生意，其实只要到县运输公司一查就明白了；二、我刚才说了，一般情况下做生意的人都跟着货走，货车到哪他们就应该跟这个车到哪，没有特殊情况不可能有车不坐，自己再拿钱搭车去，这样也不放便，而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我感到很反常，也正是这个反常举动我才对他们产生了怀疑，并不是赵大树说他有嫌疑我就相信了，他的话我们只能做个参考，是不是真有嫌疑要我们去查证；三、他们做没做这笔生意也能从另一个方面来查，这个其实我刚才也说了，就是他们做生意的炭是在哪伙人那里拿的？当时是很好核实的，现在再去调查可能很难了；四、那笔生意是和谁做的？要是当时，只是嘴边上一句话，问他们一下，再通过我们核实就明白是真是假了，但当时没有问，现在再问他们，他们一句‘想不起来了’就把我们打发了。因此我认为他们还是值得怀疑，值得再查，关键是他们都没有跟着货车走，而来往都是坐的公共汽车。”

  周杰被杨前锋这样一说突然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了，并且认为他讲的很有道理，特别是车票问题，他越想这事越觉得李晚秋和李力胜有问题了，他急的脸上都红了说：“大队长，你分析的很对，可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认为他们有车票作证就没有再往下查了，但要是他们作案的动机是什么呢？”

  杨前锋说：“一是为财；二是为仇。要为仇那就可能是在做生意上结下了什么仇。”

  周杰想了想又说：“那李晚秋没有作案时间啊！他一晚上都在打牌。”

  杨前锋笑了笑说：“李力胜有啊！刚才我就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还有这第五个问题我都讲忘记了。这第五个问题就是李力胜案发当晚在哪里？干什么去了？好像你向我介绍的时候没有讲这个。”

  “是没有讲。”周杰继续说：“排除他的理由一是在村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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