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以阳燧青盖车奉迎。方拜谒，(惠)帝躬止之。”惠帝被张方劫至长安，“河间王(司马)颙帅官属步骑三万，迎于霸上。颙前拜谒，(惠)帝下车止之。”这两件事都发生于建武元年(公元三O四年)，时惠帝已在位十多年，受人之拜是礼所当然的印象应已深印在脑中，能作出止人之拜的举动，不能说不是出于对形势变化的认识。

  三、对权力的行使及其限度：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惠帝，名义上执掌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实际上他能行使多大的权力则要作具体的分析。在贾后的唆使下，惠帝作诏废杨骏，“(骏甥散骑常侍)段广跪言于帝曰：‘杨骏孤公无子，岂有反理，愿陛下审之!’帝不答。”[30]惠帝不答段广之言，不能理解为他毫无反应，而恰说明了他对此事的态度。“(杨)骏为政，严碎专愎，中外多恶之。”[31]杨骏还利用太后来控制惠帝，成为贾后干预政事的主要障碍。肯定贾后在帝旁多所煽动，使得惠帝对免杨骏的这一举动是持同意态度的。有关惠帝行使自己权力最生动的记载要算是诛司马威了。“元康末，(司马)威为散骑常侍。(赵王司马)伦将篡，使威与黄门郎骆休逼帝夺玺绶，伦以威为中书令。伦败，惠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阿皮，威小字也。于是诛威。”[32]但在更多的问题上则是惠帝并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使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如在杨太后的问题上就是一例。杨骏诛后，“贾后讽群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阴渐奸谋，图危社稷，飞箭系书，要募将士，同恶相济，自绝于天。……’诏曰：‘此大事，更详之。’……于是有司奏：‘请从(下邳王司马)晃等议。废太后为庶人。……至于诸所供奉，可顺圣旨，务从丰厚。’诏不许，有司又固请，乃可之。又奏：‘杨骏造乱，家属应诛，诏原其妻庞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废为庶人，请以庞付廷尉行刑。’诏曰：‘听庞与庶人相随。’有司希贾后旨，固请，乃从之”。[33]惠帝在贾后指使的群臣压力下步步退让，反映出惠帝虽对许多事情有自己的见解，但又受制于人，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如在张方强迫惠帝迁都长安的问题上，惠帝的反应也是虽不情愿，但终究为别人所左右[34]。

  四、生育能力：据史书记载，惠帝有子女数人，愍怀太子系谢夫人所生，贾后亦生河东、临海、始平公主和哀献皇女。且贾后为太子妃时，“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35]，晋武帝欲废黜贾妃，赵粲以“贾妃年少，妒是妇人之情耳”来加以劝解，则妾所怀显系惠帝之子女无疑。由此可知，惠帝不仅有生育能力，而且还绝不能算低下。

  五、在外界环境变化时通过语言所表现的心理活动：在惠帝统治的后期，变故迭起，战乱不停，惠帝本人也屡遭凶险。记载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惠帝谈话内容的史料，于我们对他的分析是大有裨益的。“及王浚攻邺，(卢)志劝(成都王)颖奉天子还洛阳。时甲士尚万五千人，……俄而众溃，唯志与子谧，兄子綝，殿中武贲千人而已，……而人马复散，志于阵中寻索，得数乘鹿车，司马督韩玄收集黄门，得百余人。志入，(惠)帝问志曰：‘何故散败至此?’志曰：‘贼去邺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骇散，太弟今欲奉陛下还洛阳。’帝曰：‘甚佳。’于是御犊车便发。”[36]从惠帝与卢志的问答中表现出惠帝对局势的变化是颇为关心的，此外还可看到惠帝对数字是有一定概念的，他看到护卫侍从数目的急剧减少而发问，卢志则告以“贼去邺尚八十里”，使惠帝能明了当时的形势从而决心赴洛。惠帝经历中最危险的一次是在荡阴之战中，而史料中恰有关于他当时言行的记载。“惠帝征成都王颖，战败时，举辇司马八人辇犹在肩，军人竞就杀举辇者，乘舆委地，帝伤三矢，百僚奔散，唯侍中嵇绍扶帝。士将兵之，帝曰：‘吾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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