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总量不过百分之四左右，冷战高峰时期的美国才达到了教育与科研公共开支达到百分之十左右比例的规模。而在二战以前，那个英国大学在校生不比民国多多少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是在这之前很多人已经尝到了一些职业技术培训乃至科研投入带来的甜头，恐怕这比这个时代战争时期军费负担还要高昂的科教投入必然为不少人柄垢。

  就连一向很少在政事上质疑萧轩的田秀英再得到如此规模庞大的科教投入之后也觉得有些过与不及了：“真的能够确定，以前描绘的那个未来是会到来的么？”

  “只要在文化风气上彻底的移风易俗并且拥有足够的投入，我相信那个时代一定能够到来，天下的格局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有完全不一样的变化的。。。”

  在崇祯二十三年，文化革新上“宜将剩勇追穷寇”，进一步向“礼教残余”宣战。那就是除了中央级别的高层之外，不论是员工对老板，还是下级对很高的上级，一率以名讳相称。亲戚之间，除了生身父母以外，不论是兄弟姐妹还是其他类型的各种亲戚，也广泛提倡甚至是要求以名讳相称。“小张”“小李”“老张”“老李”“阳阳”“阿红”这种层次的称呼就是容忍的上限了。而且在全社会广泛的提倡“个体主义”。排查各种圈子文化、熟人文化。亲戚、同学，如果在一起工作或者相会关联，那就是有“圈子主义”的重大嫌疑，举报有奖。

  同时，以汉墓出土的一些文书为依据，掀起批判两宋以来“中医玄学化”的大讨论。反思，中医在汉代或唐代还是一门专门针对病症的科学，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人，套上了一些过去并没有的“玄学化外衣”

  萧轩当然知道这些很多是西方在历史上也没有过的“交往过正”然而要让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比历史上的西方更强，其实也就只有“比西方更西化”“比西方更去封建残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