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

  ‘竟然是十万两！’

  杨琳的话宛如一声惊雷，在沈有容与何乔远心中炸开。

  隔了许久，沈有容才问道：“如此一来贵众岂不是吃了大亏。”

  他可不认为以官府区区三万两不到的税额，澳洲人能压榨出更多，而且那样一来不是竭泽而渔么？他们不该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何况税收之事终归还是要在月港等地施为，多少还得靠着那些坐地户。纵然督饷官下面的人肯定不止这点进项，但那都是别人嘴里的肉动不得，怎么看都不明白澳洲人如何把这多出来的七万多两拿得回来，更遑论赚得更多。

  而若是打着稽查走私的名目去针对私港，且不论那些海商背后都有地方大族站台，就算真要能够控制得住，耗费的成本也不会比收到的银子少上多少的，是以对此沈有容也并不看好。

  杨琳却未作理会，继续道：“我元老院念闽省百姓劳苦，多出来的部分便算是替他们给的辽饷了。”

  万历四十六年开始加征的辽饷，福建的派额为四万六千九百七十八两七钱五分二厘。加上本省的商税至多一年也不会超过八万两，十万两的确是足以打动一干地方大员的价码了。而且如此一来辽饷加派便能从这笔银子中来出，不必盘剥小民，此话一出沈有容明显颇为动容。

  当然以大明地方官吏的尿性，收了这笔包税银子，该加派的照样加派恐怕才是常态，但至少沈有容从中看到了澳洲人的诚意和态度。

  而在元老院的推演中包税一世却有着更深一层的战略考量。

  这些银子放在元老院的金库中并无用处，从日本和大明各地的原材料采购一直受到许多限制，无法集起大宗。虽然在外人看来都已算得是极大数额的交易，但于元老院治下的工业机器而言，依然是如塞牙缝而已。

  而到南洋和台湾等澳宋治下港口贸易的商人，按照海关要求都要先行兑换大宋宝钞方能购货，实际上算是变着法子的以货易货，绝不会有人傻到直接又兑回银子离开的。

  如此一来，即便加上铸造银币的需用，这两年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中央银行白银储备也还有数百万两之巨，与其让这些银子在金库中积灰倒不如用在这种事情上。

  杨琳曾在三司做过专门分析，认为花费如此小的代价换取对福建的经济控制实在是值得。

  而且一旦地方上真的同意这一方案，无疑也是为伏波军直接打击大明沿海的走私港口提供了更便捷的理由以及大陆上的情报支持。虽然以如今海军的战力并不畏惧任何海上势力，但关键还是在于大明的人口实在太多，通过军事占领一时间很难消化还容易牵制自身的力量。

  沈有容光看到澳洲人每年要多花数万两银子当个冤大头，却不知杨琳的打算是要就此推动大宋中央银行的钞票扩大使用范围，一旦福建的海商们认可了官府对澳洲人包揽商税的背书而接受使用纸币向澳洲人缴纳原归于福建的‘商税’，那也就意味着在军事占领之前，澳宋已经完成了对福建的金融占领，到那时就算每年再多付出十万两也不会亏，因为这些银子最终会通过商人回到元老院手中，而付出不过是些成本极低的工业产品，还顺带消耗了产能，形成了垄断。

  相信大明的官吏是决计算不到这一层的，至少短时间内看不到如此长远的布局。

  而这种潜移默化的入侵显然成本更低，破坏更小，这也是元老院内关于大的战略方向一直争论的焦点。

  既然在当下，放开手脚先与西方殖民者争夺地盘的呼声更高，大明这边也就只有如此操作才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族群内部的事情留给时间，先与非我族类去竞争有限的空间。

  至于后金属不属于中国，元老院中尚有争论，但若是能借此稍微帮到辽东的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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