迹。但他确实把我们的家庭生活拖进了一段永无止境的旅程，那段路不仅经常走偏方向，还有一位满腔怒气的司机，整个行程从来没有一点儿趣味，那位司机满嘴说着“不要逼我把这辆车掉个头”——拜托你了，真的，把车掉个头吧。
  我不觉得父亲是单单要找母亲的麻烦，他只是不喜欢女人。他觉得女人蠢头蠢脑，无关紧要，还让人恼火。不管遇上哪个让他恼火的女人，他都会用上一句最爱的话——“没脑子的贱人”：此人要么是个女司机，要么是名女招待，要么是我们学校的教师，尽管他并没有见过其中任何一名教师，在他眼里，家长会是女人的地盘，因此跟女人们一样臭气熏天。我还记得，当杰拉尔丁
  费拉罗在1984年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时，我们都在晚饭前看了这则新闻，我那温柔的小个子妈妈把一只手放在玛戈的脑后，嘴里说道：“嗯，我觉得这事妙极了。”父亲则一下子关掉了电视机说道：“这就是场笑话，你明白这就是场该死的笑话，跟看见猴子骑自行车差不多。”
  又过了五年，我的母亲才下定决心不再过这种日子。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却发现父亲已经不见了踪影——上午的时候他还在家里，不到中午就离开了。妈妈让我们在餐桌旁边坐下，告诉我们：“你们的父亲和我已经决定，如果我们分开住，那对大家来说都是最好的出路。”玛戈闻言顿时泪流满面，说了一句：“好啊，我恨你们两个人！”可接下来她并没有急匆匆地跑进自己的房间，而是走到妈妈身旁，给了她一个拥抱。
  就这样，我的父亲离开了，我那个受了不少苦、身材瘦弱的母亲渐渐变得开心起来，也丰满起来，好似一只瘪了的气球又变得渐渐充盈，仿佛她原本就该是这副模样。还不到一年的工夫，她摇身变成了一个忙忙碌碌、热情快乐的女人，这架势一直到她离开人世的时刻也没有变，她的姐姐还说：“感谢上帝，以前的莫琳又回来了！”仿佛那个抚养我们长大的女人是一个狸猫换太子的冒牌货。
  至于我的父亲，多年来我大约每个月跟他通一次电话，谈话内容颇为礼貌，就是梳理一遍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关于艾米，我父亲只问过一个问题：“艾米怎么样？”除了“她挺好”之外，他并不希望听到其他回答。即使他在六十岁以后一步步陷入了老年痴呆，却仍然固执地跟我们保持着距离。“如果你事事都占先的话，那你永远也不会落后。”这是我父亲的口头禅，结果应验在了老年痴呆症上。他的病情先是一步步变得糟糕起来，后来突然急剧恶化，我和玛戈不得不把父亲送到了一家大型养老院里，那家养老院到处充斥着小便的臭味。我们那位个性独立的父亲一向瞧不起女人，但在养老院里却时时刻刻被女护工们重重包围，哈。
  我的父亲并非完人，我那善良的妈妈总是这么告诉我和玛戈——“他并非完人，但他没有恶意”，她说这话倒是出于好心，但他确实伤害到了我们。我怀疑我妹妹永远也不会嫁人，如果她伤心、失望或生起气来，她就得一个人独处，她怕男人会对娇滴滴的眼泪嗤之以鼻。我这边的情况也算不上好，我身上优秀的品质都来自我的母亲。我开得起玩笑，能放声大笑，可以逗逗别人，也可以跟人们一起欢庆，支持别人，赞美别人——基本上，我可以把光明的日子过下去，但我应付不了一腔怒气或眼泪汪汪的怨妇，那时我会感觉父亲的一腔怒火用最丑陋的方式在我心中燃烧，这一点艾米可以做证。如果她在这里的话，她肯定会告诉你这些。
  我凝望着兰德和玛丽贝思，过了一会儿他们才发现了我。我有些好奇他们会如何对我大发雷霆，毕竟我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拖了这么久才打电话给他们。就因为我的懦弱，我的岳父母会一直记着那个网球之夜：那个傍晚有些炎热，慵懒的黄球在球场上蹦跳，网球鞋发出吱嘎声，他们一如平日般度过了一个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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