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啦？”她问道，“你看上去简直坐立不安。”她向我弹了弹泡沫水，弹过来的水比泡沫还要多，这时空调突然启动，吹乱了我们的头发。玛戈与我老是待在酒吧里，其实打理酒吧花不了多少时间，不过这里已经成为我们两人童年时从未有过的俱乐部。去年某夜我们喝醉了酒，撬开了母亲地下室里的储物盒，当时还在世的母亲已经犹如风中残烛，我与玛戈需要安慰，于是我们找出了幼时的玩具和游戏，一边小口喝着罐装啤酒一边发出“哇”、“哦”的惊叹声，简直是在八月里过了一回圣诞节。母亲去世后，玛戈搬进了我家的老房子，我们把以前的玩具一件接一件地搬到了“酒吧”里：有一天，一个已然失去香味的“草莓娃娃”玩偶在酒吧的一条凳子上现了身（这是我送给玛戈的礼物）；而在另一天，一辆缺了一只车轮的“埃尔卡米诺”小玩具车则突然出现在了墙角的一个架子上（这是玛戈给我的回礼）。
  我们正在考虑组织一次“桌上游戏之夜”，可惜“酒吧”的客户大多数年纪颇大，对我们的“游戏人生”、“饥饿的河马”等桌上游戏实在找不出多少共鸣——再说我自己也不记得如何玩“游戏人生”了，在那款游戏中，丁点儿小的塑料汽车还得载上丁点儿小的塑料父母和塑料宝宝。
  玛戈给我满上了啤酒，也给自己的杯子满上，她看上去有点儿睁不开眼睛。现在正值中午十二点钟，我想知道玛戈今天已经喝了几个小时。这十年来她一直过得不太顺：我那聪明伶俐又不肯服输的妹妹热衷于冒险，在20世纪90年代末便从大学里辍学搬到了曼哈顿。她赶上了最早一拨网络热潮，成了新贵中的一员，有两年堪称财源滚滚，后来却在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中一败涂地。当时玛戈仍然镇定自若，毕竟她才二十出头，离三十岁还远着呢，没什么大不了。卷土重来的玛戈拿了一个学位，随即加入了西装革履的投资银行业，成了一名中层人员，既担不了多少风光，也担不了多少过错，谁料到后来却在一眨眼间丢了饭碗——她正好遇上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玛戈从母亲的住所打电话给我，那时我才知道她已经离开纽约返回了家乡，当时她说“我罢手不干了”，我听完又是求又是哄地劝她回来，却听见玛戈在电话那头恼火地一声不吭。挂断电话以后，我忧心忡忡地造访了玛戈那所位于包厘街的公寓，在那里一眼瞧见了盖瑞——那是玛戈心爱的无花果树，却已经发黄枯死扔在了安全出口，我便心知玛戈再也不会回纽约了。
  “酒吧”似乎让玛戈重新打起了精神，她打理了吧里的书籍，给顾客们倒上啤酒，时不时偷偷地从小费罐里顺手牵羊，但她干的活确实比我多。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谈起以前的生活，我们是姓邓恩的一家子，我们的前途成了泡影，但奇怪的是，我们对此心满意足。
  “这么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玛戈用一贯的开场方式讲话。
  “嗯。”
  “嗯什么？情况挺糟？你看上去简直一团糟。”
  我耸了耸肩表示赞同，她审视着我。
  “艾米？”她问道。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又耸了耸肩再次表示赞同，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
  玛戈被逗乐了，她用双肘撑在吧台上，双手托住下巴，蹲下身子打算对我的婚姻来一番精辟的剖析。玛戈一个人就担当了整个专家团的职责，她问：“她怎么啦？”
  “倒霉日子，只不过是倒霉的一天而已。”
  “别为她的事烦心。”玛戈点燃了一支香烟——她每天会不多不少抽上一支烟，“女人全都神经兮兮。”玛戈不把自己算在“女人”这一类里，她把“女人”当作一个嘲弄的词。
  我把玛戈吐出的烟雾吹回它的主人处，“今天是我们结婚周年纪念日，五周年。”
  “哇。”妹妹向后歪了歪头。她曾经在我们的婚礼上做过伴娘，通身穿着紫衣，艾米的母亲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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