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发展的这个思想上，我觉得你可以深入进去多做一些研究，为政府制定政策起到主导性的作用。至于国家资本结构的改革究竟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还是继续摸索，一步步的实践，不能过于草率，五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我觉得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我们走出来的第一步。”
  杨少宗则道：“主席，我坚信一点，那就是自由市场的运作效率是高的。我就拿目前的高速公路建设而言，我们动用国家资本去建设，组建国有化的公司专营，一次性投资，三十年收益。看起来是很完美，我不知道是哪个专家在论证这个政策的优点，但我只用一个问题就能击穿他的观点。三十年后，国有公路运营公司的员工如何处理？按照这个政策推导下去，我们未来会在国内陆续新增五百万左右的国企垄断行业的员工，他们的领导是高收益，高浪费，喝茅台，坐奥迪，抽中华，下面的员工年薪高，福利高。三十年后怎么办，这些人如何安置？国家无法另外安置好位置，全国的高速公路是否就继续收费运营？五百万人，每年的薪水负担总计起来要有一千多亿，如果细细算起来，各种社会保险福利和行政浪费加起来，每年的负担至少是三千亿，现在是三千亿，十年后应该是多少亿？我相信是能接近一万亿。一万亿的费用全部压在高速公路上面，全国物流成本要增加多少，最终买单的是谁，物流公司分担一万亿，压到老百姓的头上就是几万亿，难道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增加国家gd和国内居民消费？所以，我说是不能这样搞，应该放手给自由市场去运转，这些工作本来就不是什么高技术含量的，只要是负责任的初中生都能干，月工资一千就足够了，三十年后，公路不能收费运营了，业务缩小了，我就裁员，或者在国外接工程，将业务转移到国外。甚至，我们可以直接增收燃油税，以税养路，国家筹集税收修路，每年下拨养路费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也不可以自行组建国有化的公司去维护，而是分包给私营企业承担维护工作。从上到下，我们一个人都不养，一分钱不浪费。当然，我们要增燃油税的前提是石油价格要降下去，国际多少，我们就卖多少，如果是国家垄断，中石油将大量的行政浪费成本和事业单位的高工资成本都积压在油价上，油价那么高，再加燃油税，那还得了吗？总结到最后，我的建议是在经济建设上不要去摸索中国特色，自由化市场经济逻辑，效仿新加坡和美国就是最简单的办法，否则，黄金十年一结束，我们就是内忧外患，内部有大量的国营企业势力压榨老百姓，外面有欧美强国和国际投行炒作人民币。”
  这一次，汪主席是真的说不出话来了。
  都说杨少宗犀利，犀利到这种程度就有点可怕了。
  关键是杨少宗现在学术地位太高，国内无人可及，他从经济理论的原则出发去估测，得出的结论是让人不得不信，就算不相信，但你总是会担心被他说中，因为他说中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如果李兆棠去预测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轨迹，他的准确率能有30%的话，杨少宗基本就能达到60%的水准，其他人要么是在30%以下，要么是在50%以下，过半准确率绝对只有杨少宗一个人，因为杨少宗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和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不同，和杨小凯也不同，杨少宗真正的专长是研究国内经济结构，特别是他《地区行政竞争对中国经济长远影响》一文，基本奠定了中央在平衡、控制地方经济的主导政策和模式。
  汪主席想了很长时间，感觉当着其他领导和记者的面，这个话题不能谈下去了，因为杨少宗比他预想的犀利太多，简直是一针见血的扎人疼，旁边的几个陪席领导和守在对面新华社记者都惊出层层冷汗。
  思索了片刻，汪主席决定结束这方面的谈话，道：“这些事，我们晚上再慢慢谈，现在不急着说。现在，香港和国际社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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