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给每个大队一份责任田区，每个生产小队在此基础上各负责五百亩到一千亩的田，生产小队下面的每个生产组重新规划，按年龄、性别、体力分成三个档次的多个小组，负责承担各种不同的工作。在责任工分制的规划中，公社给每一亩的责任田都划分一个基础定量，比如说每亩1300斤粮食，超过这个标准全部由负责的生产小队内部分配。对于各个生产小组，根据每次分派的工作量统筹划拨一个固定的工分，比如说拔一亩地的荒草就是200个工分，不管这个生产小组用多少时间和多少人干完，总之就这么多的工分。根据每个大队负责的责任田数量和实际的情况，给予一个最高工分指标，每年最多就那么多的工分，超标的部分归生产大队自行负责，如果有节省则根据具体的效果对干部给予一定的奖励，依次类推，各个生产小队也是这样！”
  徐保山不由得一怔，连旱烟都忘了点。
  仔细一琢磨，他愈发觉得这个责任工分制好啊，一下子就解决了几个最头疼的问题。
  公社打工分的机构存在两级，一个是公社，另一个是生产大队，因为最终的所有工分都要汇总到公社，每个生产大队都会给自己多打一些工分，对于社员们磨洋工的情况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虽然在采用杨少宗这套责任工分制后，所有的工分仍然是要在公社汇总计算，可对各个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就有了一个很大的限制。
  用责任工分制应对生产效率低和磨洋工是治标不治本，可也够用了。
  徐保山这才将旱烟点上，和杨少宗感叹道：“伢子，你这个责任工分制的招法灵光啊，不过，各个生产小队责任田多产出来的部分归小队自己所有，这恐怕不太好啊！再说了，这和承包给个人也没有多大的区别，指不定又有人要乘机将公社的田都给分了呢！”
  杨少宗劝说道：“书记，这里面的差别当然是很大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解放人的劳动积极性，同时也保证了集体经营的原则。咱们公社这几年的亩产也就是一千六百多斤，如果能够激发大家的积极性，每亩能增加到一千七百斤，甚至是一千八百斤，生产小队内部依靠责任田多出产的粮食就能解决大部分劳力的生活口粮。再说了，只要能够让社员们增加收入，这不就是好事吗？”
  “话是这么说啊！”
  徐保山承认这个道理，问题是责任工分制的改革没有前例可供参照，万一搞砸了，公社就只能接受县委的要求撤社建乡。
  想到这里，徐保山的心情愈发有些沉重。
  此时的杨少宗也在琢磨着徐保山的心思，他感觉徐保山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接受“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人的劳动积极性”三个基本原则。
  杨少宗索性换一条路，和徐保山说道：“书记，现在地委和县委不仅在提倡撤社建乡，还要搞撤乡并镇。咱们旗山公社一旦撤成旗山乡，后面就肯定要和旗河乡、黄集乡合并。您想啊，旗河乡可是有旗河酒厂这个国营大厂，咱们和它们合并能得到什么好处。您是说退休就退休了，可等您退休了，咱们旗山人怎么办，让旗河乡的那帮人管着还能有咱们旗山人的好果子吃吗？指不定是别人吃肉，咱们喝汤，甚至连一口热汤都喝不到吧？”
  一听这话，徐保山真的有点激愤。
  旗山公社撤社建乡就是87年底，和旗河乡合并成旗河镇则就是88年夏的事，后来，旗河酒厂不行了，旗山矿区又崛起了，94年，旗河镇才重新改称旗山镇！
  改称旗山镇也没有实际的意义，真正的大权都是县委和旗河地区的那帮人在控制，没有谁真在乎旗山人的死活，只是想从里面捞到自己想要的好处。
  身为公社的书记，徐保山当然清楚县委确实有合乡并镇的想法和动向，还为此专门和他谈过。
  徐保山这些天就在这个问题上挣扎着呢，他心里是愤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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