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了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100多本。是什么时候呢？学了多长时间呢？早期大概是1670年至1682年间，曾经连续两年零5个月不间断学习西学。时间不谓不早，学的不谓不多，但问题是当时虽然有人对西学感兴趣，也学了不少，却并没有让这些知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1708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10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2014年6月9日）摘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延伸阅读

  屈原有一首《天问》，通篇提出170多个关于天地、自然和人世方面的问题，被誉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对于中国历史，也有几个著名的“天问”。其中之一，便是“李约瑟之问”：为什么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的中国？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积贫积弱、任人欺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屡次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没有把先进知识应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康乾盛世”历来为人们所赞叹，然而只要将“康乾盛世”放入历史的长河中横向比较一下，就会明白“盛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虚胖”和“幻象”。与康熙一朝同时期的欧洲社会，已进入科学史成就最高的时期之一，产生了培根、牛顿、笛卡尔等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康熙不可谓不好学，他经常同传教士一天三四个小时关在房间，如同师生一样相处，熟悉各类精密仪器，共同钻研各门学科的知识。康熙喜欢数学，尤其是喜欢摆弄各种数学测量工具，如半圆仪、圆规、几何多面体模型。据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忆，康熙把业余时间放在学习数学上，一直保持了两年时间。然而，被外国传教士赞誉为“千古一帝”“万古明君”的康熙皇帝，却让科学停留在一己的爱好之上，并没有思考科学背后的方法论、世界观，更没能将西方的科学知识播撒到全国。统治者拒绝与西方工业文明“握手”，拒绝“分享”先进技术和知识，结果便有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2014年3月，习近平访欧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赠送给他一幅1735年德国绘制的第一张精确的中国地图。少有人知的是，早于这张地图十多年，康熙就组织传教士们绘制出一张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参与绘制地图的耶稣会士雷孝思将此图送回法国，根据此图制作的《中国新图》遂在欧洲公开出版。1840年，当英国人拿着《中国新图》用坚船利炮轰开清帝国的大门时，《皇舆全览图》依然被锁在宫廷之中，并未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实际促进作用。

  习近平不仅熟读史书，对中国历史了然于心，而且善于思考，能够从历史中总结出国家兴衰治乱的密码——对科学技术不能坐而论道，而要进入社会运用。这是他从康熙与科技的故事中总结出的创新精要，也是对破解“阿喀琉斯之踵”的确切回答。坐而论道、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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