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是他们确定的某种情感形式。
  一个彻底的科学主义者，只追究逻辑和实用，不但应该认为马桥人的嘴煞之说是可笑的，也应该视某些金属、布料、石头以及声波的神圣化是可笑的——这些奇怪的心理建筑，在物用逻辑下没有必然如此的任何理由。但事情只能是这样了。一个人已经不是一条狗，不可能把物质仅仅当做物质。即使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他也经常对某些物质赋予虚幻的精神灵光，比方说从一大堆金属物品中分离出一块金属（情人的、母亲的或者祖母的戒指），另眼相看，寄予特别的情感。在这个时候，他有点荒诞了，不那么科学了——但开始真正像一个常人了。
  一个戒指不仅仅被看做金属的时候，科学主义就为信仰主义留下了地盘，为一切没有道理的道理留下了地盘。生活的荒诞性和神圣性，就奇异地融合在一起。
  孟子的“君子远庖厨”当然是一种情感形式。他不忍看厨房里血淋淋的宰杀场景，但这并不妨碍他大口吃肉。佛教徒的戒杀生甚至戒荤腥，也是一种情感形式。但他们不知道植物同样是生命，在现代生物学的揭示下，一棵树除了不能发出求救的呼叫，同样有痛感，有神经性反应，甚至可以有灵活的身体动作。但我们能嘲笑他们的情感形式吗？或者说，我们能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程度上来嘲笑他们的某种荒诞和虚伪？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如果我们鼓励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孩子大举屠宰小鸡、小狗、小猫、小天鹅以及一切可吃的活物，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在进行这种血淋淋的狂欢，没有任何心灵的悸动不安，荒诞和虚伪诚然没有了，但生活是否同时也缺少了什么？
  我们能怎样做呢？是让孩子不吃肉甚至不吃任何东西，还是嘲笑和消灭他们对任何美丽生物的同情？——这种来自孟子、来自佛教徒以及来自其他文化前辈的同情？
  正是想到了这一点，我才理解了复查。他没有来得及退煞，没有来得及为挽救罗伯割下一只鸡头并且用鸡血洗门槛，于是陷入了永不可解脱的罪恶感。
  他是毫无道理的。
  也是完全有道理的。
  磨咒
  对作恶多端的夷边人，马桥人的报复手段之一就是“磨咒”。比如有人在马桥人的祖坟上随便屙尿，或者对马桥的妇人非礼，马桥人可以不动声色，偷偷绕着夷边人走三个圈。做完了这个手脚，静静地等待那贼养的走上岭，走进林子。他们到时候口里念念有词，是一种把岭上各处地名拆散之后再加以混杂的极为复杂极为绕口的口诀，也就是他们的迷山咒。
  一般来说，咒语十分灵验。可恶的夷边人必定在林子里天旋地转，不辨东西，走着走着就撞回原地，面对越来越暗下去的天色，喊爹叫娘也不管用。他们可能要在岭上挨冻受饥，可能踏入捕兽的套夹，也可能碰上马蜂或者毒蚁，蜇得一脸一身血肿。据说曾经有一个偷牛的夷边人，还在那里送了命，再也没有走出天子岭北面那一片并不怎么茂密的枞树林。
  还有一种取魂咒。只要取了恶人的一根头发，把咒语一遍遍磨下去，恶人就会神志不清，最终变成行尸走肉。
  黑相公病退回城以后，有一种悄悄的议论。有些人怀疑仲琪的婆娘在给黑相公磨咒。我当然对这种议论不以为然。我看见过那个婆娘，她虽然怨恨黑相公，但也没有什么恶言，有时还在邻家妇人面前痴痴地叹息，她这一辈子不求钱财不图高寿，只是想生两个黑相公那样人高马大的儿子，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要是那样，她也不枉两个nai子挂了一世。
  懈
  兆青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掉了脑袋。我在深夜值班站岗的时候，望着月色中突然壮**近了的天子岭，想起了他的生前。因为他的下流，因为他的小气，我没说过他什么好话。直到他死后，我才想起有一次我奉命爬到墙上刷写毛主席语录，突然梯子不可阻挡地往下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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