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拿竹竿朝填土的地方用力地插了几下，抽出竹竿，量一量入土的深度。“骗谁呢？去，再夯两轮。”

  复查睁大眼，“我们都夯过五轮了。”

  “那你们还是人？来挠痒的是吧？来捉蚊子的是吧？”

  一句话呛得我们没脾气。

  我们跟着这个人去指挥所取铁丝，一路上听到别人叫他“万部长”。一般来说，这人并不回答，顶多只是点点头，或者笑一笑。“这个老货，格还摆得好大。”同行的知青向我咕哝一句，没想到竟让几米开外的万部长听到了。对方回过头来，停住步子，用逼人的目光扫了我们一眼，算是一个无声警告。

  我们没有料到此人的耳朵这么灵，回击是如此快捷和凌厉。一种不祥之兆袭来：碰到这号阎王爷可得小心点。

  当天下午，我们才发现——哇，这姓万的原是女流！事情是这样：我那同伴去厕所，恰逢姓万的从厕所出来，发现她摘了棉帽，一头黑长发从帽子里滚落出来。我那同伴惊讶得发呆，憋着一泡尿跑回来报告。我也惊讶地去看，只见万某正挤在一桌男人中间吃饭，不仅话音粗，喝酒也抡大杯，巾帼不让须眉。照本地人的规矩，女人吃饭不上桌。一旦发现一张女人脸坐到饭桌前，不论她如何像男人，你的眼里还是扎了沙子一般。

  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张家坊人，本名万山红，当过民办教师，也当过公社团委书记，下田可犁田，上山可砍树，还在农机厂驾过拖拉机。应该承认，她摘下棉帽子以后还是很有几分姿色的，鲜明的轮廓，明快的眼风，下颏的线条特别有力。在男人堆里走来走去，如同一把利刃在草料中砍来砍去。但她似乎不爱说话，同我们整个冬天一起修公路，也只用她稍稍沙哑的嗓音对我发出过“可以”、“不行”、“吃饭吧”一类的指示，而且说话的时候，脸板得木瓜一样。

  说来也奇怪，她的话越简短，就越显出威力，众人越难以违抗。用马桥人的话来说，这叫有“煞”，或者有“煞路”。“煞”是威严的意思，通“杀”；又有结束的意思，比如通常说文章或节目“煞尾”。有煞的人，也可以理解为最后说话的人，一锤子定音的人。煞与女人的面孔联系起来，万大姐是我在乡下见到的唯一。

  在这样一股煞气之下，交往几乎不是交往，同她怎么熟也还相隔着十万八千里。她碰到我就像碰到空气，眼光从我头顶上方越去，不知落到了远处的什么地方。开始我们不习惯，尴尴尬尬地喊她不是，不喊也不是，时间一长，见她对谁都是一样，也就习以为常，不往心里去。张家坊的人说起她来，也只是笑一笑：莫说你们马桥弓的人，我们同村的也没一个同她有交情，谁都说不透她。她住在我们那里，就像没有这个人一样。

  这么说，她同任何人都熟不起来。

  她只代表一种公务，因此在很多人那里缺乏真实性，闭眼一想，只能把她当做似有似无的幻影。有人说她来历复杂，是当年一个土改工作队长留下的种，所以当年有人偷偷拿钱供她读高中。这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又有人说，她在“文革”中是县城里有名的学生头，到过北京到过上海，挎过盒子炮也蹲过大牢，还同中央什么大首长一起照过相。这种说法也不知是真是假。还有人说，万山红快三十了还没谈婚论嫁，是因为她的对象是空军军官，可惜入了林彪的政变“小舰队”，一旦受挫，下了大牢，好几年没有音讯。这种说法仍然不知是真是假。

  对于我来说，她永远只是传闻。她在传闻中流失青春，渐渐有了中年人的肤色暗淡。有一次我看见她带着几个人来搞测量，为溪水改道做准备。我看见她走路的时候，背都有些驼了。

  几个不正经的后生见她在路上走，唱一些歌来挑逗她。见她充耳不闻，便以污言秽语报复：

  “哼，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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