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的重量命名：三斗丘、八斗丘等等；还有的以政治口号命名：团结丘、跃进丘、四清红旗丘等等。这样叫下来，名字还是不够用，不足应付那些太零碎的也就数目太多的田块，于是只好借用某些人名，或者在某些田名前面再加人名以示区分，比如“本义家的三斗丘”和“志煌家的三斗丘”，就是分指两块田。

  不难知道，这些田以前都是属于私人的，或是在土改时分给了私人，它们与田主的名字相联系是很自然的事情。

  算起来，集体化已经十多年了，我奇怪他们对曾经是自家的田还是记得很牢。连稍微大一点的娃崽，也都知道原先自家的田在什么地方，那里肯不肯长禾。下肥料的时候，要是到了那里就愿意多下。憋了一泡尿，也愿意到那里再解裤头。一次，一个娃崽在田里踩到一块瓷片，差一点划破脚，恼怒地把它抠出来向另外一块田甩去。旁边的一位女子立即怒目：“往哪里甩往哪里甩？讨打呵？我两筷子***！”

  那丘田原来是她家的——在很久很久以前。

  这位女子惦记着她家的私田，证明土地公有化在马桥直到七十年代初还只是一种体制的存在，尚未浸润成一种情感，至少还不是人们全部的情感。体制与情感当然不是一回事，与体制之下涌动着的全部事实更不是一回事。婚姻的体制下，可能有夫妻双方的同床异梦移情别恋。（还能不能叫“婚姻”？）皇权的体制下，可能有大权旁落后党垂帘。（还能不能叫“皇权”？）同样的道理，当很多马桥人憋上一泡尿也要拉到自己以前的私田里的时候，他们的公有化，他们的“公家”概念，也许不能不打上一些折扣。

  当然也不能说他们一心向往私有。事实上，马桥从来没有过够格的私有制。村里人告诉我，即使是在民国以前，他们的私权只能管住田里表面上的三寸“淖泥”，也就是三寸浮泥。三寸以下，从来都是皇帝的、国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家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田主没有权利阻拦。了解了这一点，外人也许可以明白，马桥后来实现推行合作社，虽然难免一些人私下的抱怨，但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众人倒也顺顺当当入了社，成了公家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想不通。

  在另一方面，他们无论谈“公”还是谈“私”，都喜欢在后面带一个“家”字，这一点与西方语言不一样。西方的私，是指私人。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一说到财产也有明确的私权界限。马桥人的“私家”，则是私中有公：一家之内，不分彼此和你我。西方的公，是指公共社会，所谓英语中的public，平等私有体的横向组合，通常只具有政治和经济的意义，决不越权干预隐私。马桥人的公家，则是公中有私和以公为“家”：夫妻吵架，青年恋爱，老人入土，娃崽读书，女人穿衣，男人吹牛，母鸡下蛋，老鼠钻墙，所有的私事都由公家管着，也由公家承担全部责任。公家成了一个大私。

  正因为这种集体的家族感（公——家），人们一般都把干部叫做“父母官”。马桥的马本义，还只有三十来岁的时候，还刚刚娶回婆娘，凭着他当书记的身份，很多人就尊称他为“本义爹爹”或者“本义公”。

  这倒接近了汉语“公”字的原义。中国最初的“公”字并不是指public，而是指部落首领或国家帝王，是“君”的同义词。用“公”字来翻译西方人的public，严格地说来，并不合适。把“私有制”、“公有制”一类西方名词简单地搬用于马桥，似乎也伏下一种名实相离的危险。

  本义是马桥的“公（在古汉语的意义上）”，同时代表着马桥的“公（在英语以及西方一些语言的意义上）”。

  双狮滚绣球

  志煌以前在旧戏班子里当过掌鼓佬，也就是司鼓。他打出的一套“凤点头”、“龙门跳”、“十还愿”、“双狮滚绣球”之类的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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