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是历史的必然发展方向，但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理论上却不止一条，需要因地制宜地选择最适合的道路。而我们中国，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圈三位一体的以自身体量有希望实现社会主·义的大国，我们理应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教训，但最适合我们自己的道路，一定是不太适合别人的道路。所以，要推行这三点所代表的价值导向，我们该怎么做呢？”

  毕文谦深吸了一口气，重新坐正，缓缓说道：“这既简单，也困难。首先，从身份证开始。”

  黎华又一次惊讶了：“身份证？”

  “没错。”毕文谦点点头，语速刻意慢了许多，“我们可以给予建国后出生的中国人一个自主选择机会，把身份证上民族那一栏，改为中华民族。这显然是简单的事情。困难之处则在于，把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由虚变实。所谓中华民族，最早是1902年，由梁启超创造提出的。之后，杨度、孙文、常凯申等一批批人都先后继承、认同并发展着这个概念，正如我们的国歌，创作于1935年，就唱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国时代，大力宣传着中华民族的单一性民族，而真正在全国人民心中确立和牢固这个概念的，则是惨烈的抗日战争。而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在接受苏联的工业援建的同时，也吸收着苏联关于民族的定义。而这，其实是不适合我们中国的。不，严格地说，这不是不适合，而是我们和苏联的国情不同，历史脉络不同，我们有着比苏联更先进的选择方向——苏联是继承于沙俄帝国，辽阔的领土大多数是血腥粗暴的武力征服列多而来，众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认同在历史中既不够和平也不够充分，何况，沙俄帝国长期处于古罗马文化圈的鄙视链的底端，所以，适合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是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民族社·会主义，也不是文化圈社会主·义。而我们新中国，则和他们很不一样。我们的大多数民族之间有着长久的文化交流，有过长期的和平和稳定，在历史长河中，我们长期处于文化圈的顶端，在经历了抗日战争这种多难兴邦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当时最该做的，其实是顺应天时把全国人民凝聚成一个真正的国家、民族、文化统一的实体。”

  “所谓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们那些处于历史进行时的先辈眼看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硕果，抱着学习的心态，既学了值得学的，也学了不值得学的。这是他们当时难以100%正确判断的事情，作为后辈，我们无可厚非，也不会去否定他们的功绩。但在认识到问题之后，我们就应该着手解决。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事半功倍的时候，在50年代也许大体上传檄而定的事情，我们却需要付出更多的耐心。”

  “身份证上改成中华民族，不难。改成中华民族，有着怎样利益和要求？这就和价值导向的三点论述相匹配了——今后，法理上的中华民族，将不再仅仅是新中国诸多民族的统称，更将代表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华民族，意味着先进。考虑到很多政策在落实中的幺蛾子，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不能让这项改革在地方基层的执行中被搞成一种任务，而是要让人们觉得这是一种荣誉，一种肯定，一种利益，是一种具有一定稀缺性的奢侈品。我们可以规定，1970年之后出生的人，要成为党员，首先需要身份证上是中华民族，申请选择成为中华民族的人，在高考中，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加分，在各种选拔中，也将具有优先性。对于1950年之后出生的人，则是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对于建国前出生的人，就只需要进行概念上的宣传，不必做政策性的导向规定了，当然，如果有人出于价值观的认同而非利益的驱使希望改成中华民族，我们也持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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