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徒劳的，台上的患者越来越没有了反应，血氧饱和度持续地下降，面色越来越差，手术室里的两位医生和护士忙得团团转。
  “have the family arrived(家属到了没)?!”持续胸外按压的主刀医生显然已经即将耗尽最后的力气，万分着急地朝着一旁的护士怒吼。
  “not yet（没有）!”护士无奈地摇摇头，近乎放弃的边缘。
  “prepare for intubation（准备气管插管）!”主刀医生发号施令，但一旁的护士却有点面露难色。
  显而易见，抢救的节奏被打乱了，团队里有人质疑了医生的决定。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因为此时此刻，持续不断的高质量心肺复苏可能是抢回这条人命的唯一方法，在国内，我们的医生几乎不会犹豫，除非患者及家属生前共同要求，放弃创伤性的抢救措施，否则，我们会尽可能快地为患者进行气管插管，使用有创呼吸机维持正常的通气功能和全身各器官细胞的供氧。
  “what happened(发生了什么？)?”我扭头赶忙询问一旁的史蒂夫，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停下进一步的抢救，对患者来说无疑的致命的。
  “no authorization(没有授权委托书).”史蒂夫侧向我，轻轻地对我说。
  我恍然大悟，却又瞬间陷入疑惑，难道医生没有在紧急情况下为患者采取紧急医疗措施的权利吗？有创的手术都做了，不也没有家属签字麽？怎么在这最关键的时候反而犹豫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个时候手术室的门突然打开，一个同样穿着手术衣带着口罩的人气喘吁吁地赶来通知我们，这个男人的女儿到了。
  “you lead the rescue(你来主持抢救)!”主刀医生听到家属到了，立马将指挥权交给了副手，急忙跟着前来通报的人走了出去。
  我想他应该是去争取所谓的“授权委托“和”知情同意”去了，中国人更通俗易懂地讲成了“找家属沟通签字”。主刀医生一走，手术室就只剩了一个护士和一个医生，根本忙不过来，他们俩一个下达医嘱，一个执行医嘱，同时还要维持胸外心脏按压和简易呼吸器维持通气，几乎是不可能的。
  按国际通行心肺复苏指南，两人在场的急救现场，只能一个负责呼吸，一个人负责按压，每15次按压和2次通气之后就要迅速交替位置，按压中断不能超过十秒钟，否则将大大降低复苏的有效性。胸外按压最折磨施救者的并非是要求苛刻的专业技能，而是其对体力的消耗。
  有过心肺复苏经历的医护人员一定深有体会，因为胸外按压使用的是腰部力量，而控制恰到好处的按压深度更是需要极大的耐力和控制力，基本上30个标准按压下来，人就基本上废了。在国内时，我曾多次参与抢救工作，最长的一次，三个人交替按压了近一个半小时，抢救结束后，腰是断的，头发是散乱的，眼镜是歪在鼻梁上的，而两个胳膊像是断了，手掌不停地颤抖，几乎无法持物。
  “i can cpr! i can help you（我会心肺复苏，我可以帮助你们）!”我看着眼前的两个人倒腾地精疲力尽，杂乱的心电图波形完全都是按压的效果，病床上的病人丝毫没有生命的迹象，我越发的着急，若是在国内，我早就冲在了最前面。
  他们在忙碌之中迅速地对视了一下，然后立马答应了的加入。
  所有的无菌措施在一开始就穿戴好了，无需任何准备，我立马走上前加入了战斗。
  我站上踏板，以至于能有最舒服的高度来进行操作，十字交叉定位法迅速定位按压部位，双手交叉叠放，紧盯患者面庞，保持肩肘直立在同一直线上，用尽上身的力量：“one！two！three！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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