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一些不成熟言论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也许总是觉得你的父亲不够优秀。现在，我坦诚的把描绘家庭成员肖像的素材摊在你面前，看看你的脑海中会闪现出怎样的父亲肖像。

  关于你的父亲的可看之点。

  a、我的主要经历：1961年在我四岁的时候，母亲（你奶奶）作为国家正式工人，主动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县农械厂带着一家回乡种田，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当年回家时我坐在马车上兴高采烈而姐姐一路大哭的情景。大约七岁时，我每天跟着本屋叔公上山砍树，当然，那时是重在参与，背回来的都是小树。一、两年后，我带着妹妹砍光了名叫高简上山中，我和妹妹能扛得动的所有小树。

  在劳动中，有一个情景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大约是1965年夏天，我和十多个同龄小孩一起到离家三、四里路的磨石寨与柴载坑之间的山岗上砍树。大致下午四时，我肩扛着一条近四米的小树与同伴走在山岗上，突然间狂风大作并下起了暴雨。这时，我被狂风向前猛推了将近10米远，被推到一个有十层楼高的崩岗（悬崖）前，只差一步——眼看要掉下去了，正在双腿哆嗦之际，又被狂风向后猛推了七、八步远，这时我放下肩上的树木，紧紧抱住一棵高山松，待风雨过后才回家。数十年来，我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如1976年和1980年两次触电事故均因电击后倒地而脱离了电源得以生还，1985年夏，我因胃部大出血，妹妹用自行车送医院途中，我已经两眼漆黑，躺在地上10分钟后才重见天日）。此外，在人生历程中也多次陷入是非之地和各种困境，但好象冥冥之中总有力量助我，故总是能迈过去，不由得你不信服。

  1967年，我十岁了，父亲（你爷爷）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受到批判，随后进了县“五·七”干校劳动，停止了工作、停发了工资，家中每月的油盐钱没有了来源。我利用假日和放学时间跟着母亲上山砍杂木，每天早晨挑到八里路外的镇上去卖。天没亮时已经到了镇上，而且很高兴的卖到了两角钱，然后回家吃了早饭去上学。第二年进步了一点：一个早上能卖到三角钱了。后来，我读高中时依样画葫芦，也是用自己在假日里砍的柴木挑到学校抵交了全部学、杂费。

  我十七岁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当天下午，便赤着双脚投入了一年间农村最艰苦的夏收夏种的劳动中。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劳动到晚上八点，在田里吃两顿饭。在60多天的夏收夏种劳动中，虽然每天累得有时想坐在田埂上休息一会儿：“那怕休息五分钟也好啊！”但仍然没有偷懒过一天。我的吃苦精神深得全村父老乡亲的称赞。不到十九岁便当了管辖近1000来人的村干部，三年中，到了五个生产队驻队（与所在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我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单人日插秧两亩田”的成绩轰动整个乡镇，被镇里撰写成广播稿，广为宣传。

  我十八岁那年，当了一年小学教师，我以启发式教学启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当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我的学生自发集中起来，要求接任的老师“要像夏天老师那样教”才能教好他们。有趣的是，这位接任老师也曾经是我的老师，他听了我的学生对他的要求，显得满脸尴尬。1978年春天，我成了国家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试学生（也就是通常说的77届）就读广州金融专科学校，在学校学习期间备受师生喜爱，被评为广东人民银行系统“优秀团干部”。学校多次要求我留校任教。因作为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的爷爷提请组织要求照顾，1980年1月我被分配回县人民银行工作，历任信贷员、人事秘书股长、信息公司经理至1992年1月。期间，1983年被县人民政府表彰为“财贸战线先进工作者”，1982、1985和1986年被市人民银行、工商银行表彰为地、市级“金融红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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