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个餐厅的工作，那时变成白天在工地盖房子，推水泥搬砖，下午4点半收工之后回家冲个凉，5点多赶去餐厅继续打工，赚大概800块一个月。

  每天4点半回家的路上，会经过一片树林，我知道妈妈每天那个时候会在门口等我，所以每天走到那里的时候，不管多累多沮丧，我总是停下来把身上的灰拍干净，振作起精神，吹着口哨嘿嘿哈哈地进门，再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她问累不累，我就很大声地说“不累”，让她知道儿子过得很开心。洗完澡再出门赶去莲花餐厅，那里的老板是爸爸的朋友。刚开始的时候，我在那里负责拣菜洗菜，但我生性闲不住，等做完手里的活，就去帮别人干活。餐厅晚上10点以后就不接单了，厨房里面没事做，就去外面转转，看吃饭的人们要咖啡、茶、冰淇淋，大家忙不过来我就去帮忙顶上。

  帮忙帮得多了，大家开始对我越来越有好感，也就开始教我很多东西，慢慢我就混成了二厨，负责配菜。那时候餐厅生意很不错，尤其到周末的时候，面前总是贴着一大片纸条，上面写着顾客点的菜，我要把原料配料准备好，迅速递给两个炒菜的大师父。当时其实看不太懂英文，也看不太懂菜单，纸条上通常只用一两个字来简写，比如芙蓉蛋可能就是个“egg”，扬州炒饭可能就是个“rice”，当时竟然就那么连蒙带猜地混过去了。

  那时我就发现生意人真是会赚钱。一个小小的玻璃杯，里面装着一个冰淇淋球，再放两三颗荔枝，就卖澳币两块五，大概合20块港币。我心想：“哇塞，赚死了。”就趁人不注意，故意把冰淇淋装得满满的递给人家。后来不小心被老板看见，还警告我以后不许这么自作主张。

  直到今天，我在世界各地吃饭都不会点炒饭，除非是我认识的餐厅给我现炒。我知道国外那些中餐厅是怎么做炒饭的，每次都是放一堆边角料，炒完恨不得一放一个星期，有人点了他就给你热一下。只要我在餐厅点炒饭，就会说“不要青豆，不要虾仁，不要叉烧”，这样他们就没法拿剩饭去热，只能重新炒给我。

  在澳大利亚打工期间，也认识了不少朋友。餐厅的同事老爱跟我开玩笑，说很多来吃饭的女孩都是因为喜欢我才来。我很爱在工作的时候跟大家讲笑话，一讲得兴起，大家就都听我说话不干活了。老板杜月祥还因此跟我说过：“Jacky啊，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做事的时候不要讲笑话，收工的时候再讲。”

  那段日子每天都像机器一样连轴转，回到家倒头就睡。爸爸看我这个样子倒是挺开心，妈妈却慢慢看出了我的落寞。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接到来自香港的电报。

  对方希望我回去拍摄罗维导演的《新精武门》。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大的机会。妈妈非常干脆地支持我，她知道那是我真正想做的事，爸爸则给我设了一个期限，如果两年之内还没闯出名堂，就要彻底回到澳大利亚。

  临走前，杜老板给了我一个皮包，里面装了10镑，他说希望我以后可以用这个皮包装更多的钱回来。我离开澳大利亚之后，妈妈就像过去一样，把我的照片摆在床头，每天摸我的照片，亲我的照片。

  还好，这一次我没有让他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