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的翻译活儿的确不好做，翻译公司不接，有人家的道理。这世界上有两类人酷爱蹂躏语言、创造词汇，一类是文艺评论家，另一类是科学家。柳青的三盘录像里，听见的好些词，翻遍了各种字典，也找不到解释，我只能根据前后语境、新词构成和医学逻辑揣摩。只有三天时间，我是睡不成觉儿了。在干活儿当中，我总结出一个道理：不要总觉得自己特牛逼。不要总觉得自己比其他人牛逼，总揽别人干不了的活儿。别人干不了的活儿总是麻烦活儿。十几年前，电器质量不好还买不着的时候，修电器的师傅明确指出，开过后盖儿经过别人捣鼓的电视机，修理费加一半。我们医院是全国各类疑难杂病中心，送到这儿就算送到头了，再说没治，就有什么好吃的什么爱吃的就吃什么吧。住院医生看到推进来一个转了七八个医院的，肚子开了七八次的病人，头就不由自主地涨大了，光病历就成百上千页，跟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似的，几个晚上都读不完。难怪男人有处女情结。曾经沧海的姑娘柔情似水，好了伤疤忘了疼，只清楚记得萧郎的长处，接手的人持续时间短些、怠慢些、鼻孔毛长些、说话无趣些，姑娘便轻叹一声眺望窗外，窗外月明星稀。可是，话又说回来，人总是喜欢牛逼。电器师傅捣鼓亮了那台早就乱七八糟了的电视机，心情无比舒畅。我们医院的大夫每每想到自己是抵挡死神的最后一个武士，每每表情神圣。我们从小，一听到赛金花、苏小小之类九龙一凤式的人物，口水就分泌旺盛，寻思着什么时候能轮上自己。柳青这件翻译活儿干成了，我的翻译技术也算牛逼了，我就又有一样养活自己的本事了，更不怕学校开除我了。

  我跟我女友说，我接了个翻译录像带的活，挺急，三天后要交，我得自己回家做，家里有录像机。干完了，能发一笔小财，咱们大吃一顿红烧猪头。我告诉我女友，她这几天可以在东单多逛逛，相中了什么花衣服，记下来，我得了钱之后去给她抓回来。我女友浅浅地笑了笑，说，你去吧，别太累，我要回北大去一趟，有点儿事。其他什么也没多问，这对于我女友很少见，她通常的做法是，不告诉我任何她自己的事情，对于我的事情，她需要知道所有细节，尤其是要知道谁是我的联系人，确定我只卖艺不卖身。我猜想，我女友可能还沉浸在大考完毕的空虚中，不想说话。不少人，大考完毕和性交完毕之后，常常感觉空虚，不由自主地认真思考，这一切都为了什么，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土话管这种高潮后的苦闷叫作“拔出悔”。

  我带着那三盘录像带回家，很快发现，这件事情不能用录像机做。我听一遍，记不下来听到的全部内容，用录像机倒带重放，又慢又毁磁头。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哥哥的反动《跟我学》就锁在第二个抽屉里，伸手可及。我担心我把持不住，再看一遍资本主义有多么腐朽没落。我的时间不多了，好些活儿要干，我不能浪费体力。于是我改变了策略，我拿录音机录下录像带里的讲解，再根据磁带把讲解内容听写下来（录音机倒带重放快多了），然后逐句翻译。我带了录音机和磁带回学校，家里诱惑太多，又没人给我做饭吃。

  狂干了五个小时，我基本把录像带中的英文听写下来了。头晕脑涨，得歇歇脑子，我回到宿舍，躺倒在床上，点着一支烟，烟灰弹到床头一个空酸奶盒里。

  宿舍里清静无人，有女朋友的找女朋友去了，没女朋友的回家了，厚朴去学校图书馆借组织学的教学参考书了。我们下一门课该上组织学了，从组织的水平，更加深入地了解人的身体。像其他科目一样，中国的教材和国外的没法比，人家一两年更新一次，出新的一版，经典教材往往已经有十版以上的历史，并且印刷精美，图例清晰；国内的教材五年不更新一次，教材用纸比我们小时候当手纸用的《人民日报》还差，上面的图片如画符捉鬼。我姐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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