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皇帝的刘渊和大单于刘渊是不一样的。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既然当了皇帝，就意味着要和西晋王朝分庭抗礼了。自从收了石勒、王弥等特能打的将领，匈奴汉国可谓是捷报频传，胜利纷沓而至，形势一片大好。况且有了第一次南征的胜利，刘渊的心里有了底，灭晋的决心更加坚定，他的剑，直指洛阳。

  309年8月，刘渊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南征，阵容很豪华，石勒为先锋，王弥为参谋，刘聪为主帅，刘曜为后继，领兵四万，目标洛阳。

  放在十年前，四万军队，还不够中原王朝军队塞牙缝的，哪怕他们都是骑兵，最精锐的骑兵。但是，八王之乱后的中国，疲弱不堪，甚至奄奄一息，像一峰就要瘦死的骆驼，不一定比马大！

  司马越派去抵抗的将领施融和曹超一战即败，刘聪克屯留和长子，上党太守庞淳献壶关投降，刘聪一胜。

  司马越再派平北将军曹武、将军宋抽、彭默等人迎战，晋军大败，匈奴汉军迅速到达宜阳，刘聪再胜。

  平昌公司马模派将军淳于定、吕毅等率军从长安讨伐刘聪，在宜阳展开决战，淳于定等大败，刘聪三胜。

  三胜之后的刘聪很骄傲，泱泱大晋国，也不过如此，没有谁能阻挡我匈奴铁骑。洛阳，就在眼前。

  在这里想起那个七战七捷的大将军来。比起三胜之后就目空一切的刘聪，他是不是要强上很多？

  真正优秀的将领从不会在战场上滋生骄傲，在他的心里没有过去的功劳簿，有的只是如何去打赢下一场战斗的胜利，为此而费尽心机。指挥打仗就像是战士们练习打枪，打得多了自然谁都能打得准，没多少好炫耀。真正的差别在于人的心，如何始终保持那份为将者该有的平和与稳定，在可以打赢的战斗中胜的干净利落，在无法战胜的情况下能够最大程度的消耗敌人，保存自己。

  司马越很头疼，损兵折将，连败三阵，而且败得血本无归。站在城头，司马越几乎听得见匈奴战马的马蹄声，比隆隆的战鼓都要响，惊得他两条腿都在打颤。但是，正面会战的惨败让他不敢再继续以身试法，毕竟，士兵已经不多了，再来一次野战中的全军覆没，司马越就该自己拿着刀枪去守城了。

  古人说过：盖棺方能定论。换句话说，没盖棺就不能下定结论。事情即使到了最后的关头，也是有可能来一个咸鱼大翻身的。就在司马越束手无策时，弘农太守桓延拿出了他的作战方案：诈降！

  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骄傲使人落后。刘聪没有优秀到可以跳出这个怪圈，连续大胜让他几乎忘乎所以，对假投降的桓延毫无防备。

  一般来说，两军对垒，对敌方投降人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解除武装，然后，关押，挑出其中的将佐军官并将他们与士兵隔离以解除原有军官对所部士兵的指挥能力。再然后，应该把士兵全部打散编入自己的军队，进而消化掉他们。

  可刘聪什么都没做。

  哦，他做了一件事，把桓延整支投降的军队全部成建制安置在自己的主营地旁。或许，他在想着要对这支军队表现自己的亲信？可是，当战斗还在继续，胜负还没有确定，最终的胜利还没有来临。这样有风度的作为，对刘聪而言，不能不说是胜利冲昏了头脑之后蠢猪一样的行为。

  那是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刘聪在军帐中睡得很安稳，连胜三仗，大军出降，洛阳，就像一颗熟透了的桃子等着他的大驾光临。

  桓延很激动，月黑风高夜，放火杀人时。当整个匈奴汉军大营都沉睡在梦乡中时，桓延和他手下的弟兄们开始了放火杀人的伟大事业。

  当刘聪带着傲慢的眼神看着跪在地上的那些降兵的时候，他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事实上，败的很惨。

  史书上没有描述刘聪军队的惨重伤亡，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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